1962年的初秋，北京的风里已经裹着清冽的凉意，刮在脸上带着几分爽利。

西长安街旁的北京铁路局机关大楼庄严肃穆，门楣上的红色标语在阳光下格外醒目。

二十岁的吕刚站在楼前，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，书包带子磨出了细密的毛边，却被他用针线仔细缝补过。

手里那叠盖满红章的材料被捏得边角微卷，派遣报到证上“北京至莫斯科国际联运列车”的字样，是他攥紧的全部底气。

走进人事处办公室，木质办公桌擦得锃亮，桌角摞着半人高的档案卷宗，墨水瓶里的蓝黑墨水散发着淡淡的酸香。

负责对接的干事戴着细框眼镜，手指在材料上一一划过，核对学籍档案时，特意指着“三年全优”的评语多看了两眼，又翻到政审表，见父母栏写着“农民”，政治面貌一栏标注“预备党员”，才满意地点头：“涉外岗位政审合格，档案没问题。”

说着“啪”地盖上鲜红的公章，将他的人事关系正式划入北京列车段，“外事岗位纪律要紧，少说话多做事，不该问的别打听。”

吕刚挺直腰板应下，捏着盖好章的材料走出机关大楼，一路往东，朝着正阳门的方向走去。彼时的北京站还带着老建筑的古朴，灰砖红墙在秋阳下透着厚重，进站口的人流熙熙攘攘，汽笛声时不时划破长空，穿着深蓝色铁路制服的职工肩上扛着工具包匆匆而过，裤脚沾着点机油，却步伐稳健。

穿过候车大厅旁的窄巷，就到了站内的办公大院。北京列车段人事劳资科的办公室里，几位干部正围着一张大桌核对报表，见吕刚进来，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女干部抬起头：“是吕刚吧？国际联运的？”她接过材料，钢笔在登记表上沙沙游走，“实习一年，月基本工资三十七元，国际乘务津贴每月十二元，夜班补贴每晚五毛，冬季取暖补贴另算。”说着把一张印着“北京列车段”字样的表格推给他，“签字确认，这是你的定级标准。”

吕刚一笔一划签上名字，女干部又指着墙上的规章制度：“涉外岗是保密单位，培训时会细讲纪律——不许私收外宾礼物，不许透露行车信息，不许和外宾私下交换东西，记住了？”

“记住了，领导。”吕刚点头，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