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车继续向北。过了张家口之后，窗外的景色就变了——山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秃，树越来越少。到了傍晚，天边烧起一片紫红色的晚霞，照在光秃秃的山梁上，像泼了一盆铁水。

吕刚站在车窗前看了一会儿。这是他跑了半年的一条路，窗外的每一座山、每一个小站他几乎都能背出来。但每次看，还是觉得好看。

晚上八点，列车抵达二连站。在这里要换轮——因为中国用的是标准轨，蒙古和俄罗斯用的是宽轨，列车要在二连把转向架整个换掉。旅客全部下车，在候车室里等三个小时。

吕刚趁这个空档把车厢彻底打扫了一遍。地毯用吸尘器吸了两遍，茶几和窗台重新擦过，厕所刷得干干净净，锅炉里的煤添满。等旅客重新上车的时候，车厢里焕然一新。

“环境不错。”那个苏联旅客上车的时候说了一句。

吕刚站在门口笑了笑：“谢谢。”

列车重新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。吕刚值夜班，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两点。他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折叠椅上，面前是一盏昏黄的小灯，手边放着一本俄语会话手册，是他自己抄的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场景下的对话——旅客生病了怎么说、丢了东西怎么说、需要帮助怎么说。

他翻了翻手册，又合上。窗外是茫茫的黑暗，偶尔闪过一点灯光，像是荒原上孤零零的某户人家。

凌晨一点多的时候，吕刚起身去巡视车厢。走到第三个包厢门口的时候，他听见里面有人在咳嗽——很急促的、压抑的咳嗽声，像是怕吵醒别人。

吕刚轻轻敲了敲门：“您还好吗？”

里面咳嗽了几声，然后用俄语说：“没事……就是有点冷。”

吕刚想了想，转身去锅炉房又添了几锹煤，把风门开大了一些。然后他回自己铺位拿了一件备用毛毯，敲开了那个包厢的门。

“给您加条毯子。”吕刚用俄语说。

包厢里的苏联旅客愣了一下，接过毯子：“谢谢……你叫什么？”

“吕刚。”

“吕……刚。”苏联旅客用生硬的汉语重复了一遍，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

吕刚笑了笑，关上了包厢的门。

第二天早上，赵车长在巡视的时候路过吕刚的车厢，看了一眼锅炉的温度表，又看了看车厢里的温度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昨晚加了几次煤？”赵车长问。

“三次。”

“风门一直开着？”

“开到一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