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牧知道沈从泽这个名字之后，没有立刻声张。

他知道这种事不能靠一腔热血硬碰。

他花了两天时间，把手上能拿到的东西列了个单子。

老周的目击证言，县医院急诊室的接诊记录，陈医生开的死亡医学证明书，还有秀云出事那天穿的碎花褂子。

他还缺一样东西：那辆吉普车的照片。

一天中午，苏牧趁着乡政府午休，骑自行车去了趟永宁乡。

乡政府院子不大，一排平房，吉普车就停在院子西墙根底下。

绿色帆布篷，北京212，车头保险杠上果然有一块补过漆的痕迹，新漆跟旧漆颜色对不上，绿得发亮，像块补丁。

苏牧在院墙外头站了一会儿，掏出一台借来的海鸥相机，假装拍街景，咔嚓就对吉普车来了两张。

他刚把相机收进挎包，身后有人说话：“同志，你找谁？”

苏牧回头，是个年轻通讯员，端着搪瓷缸子，警惕地看着他。

“不找谁，县外贸公司的，路过拍两张街景，回去做宣传栏用。”

通讯员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他的挎包，没再说什么。

苏牧骑上车就走，骑出二里地，后背的汗才慢慢消下去。

材料齐了，苏牧没去派出所，也没去县里，直接去了地区公安局。

地区公安局在邻县，坐班车两个钟头。

苏牧请了半天假，说去地区外贸局送材料。

接待他的是信访科一个姓何的干事，四十来岁，戴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
苏牧把材料摊在桌上：死亡证明、目击证言、吉普车照片、秀云的提货单。

何干事一样一样看，看得很仔细，看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，问：“你跟沈从泽有私人恩怨？”

“没有。我连他面都没见过。”

何干事看了他一眼，把眼镜戴回去：“材料我收下，按程序报。你先回去，别到处跑了。”